李白酒诗与魏晋遗风

　　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极度混乱、黑暗的时期。“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衰离，向阡陌而流涕。”正是这个离乱时代的写照。但就是这样一个解构与重组的社会，它却又是一个名士风流辈出，精神上极度解放自由而富有智慧的时代。

 

　　李白这一家喻户晓的诗人，在我国古典诗歌领域里独树一帜。李白的诗作浩如烟海，可是与魏晋风流又有什么关联呢？诗仙太白爱酒之至极无人不晓，《将进酒》中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將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醉时竟将主客身份颠倒；“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每每为朋友送行时都要喝的酣畅淋漓。 在众多的酒诗当中，李白对酒的描绘也是丰富多彩的，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李白的爱酒和对魏晋风尚的崇拜有着不可小觑的紧密联系。

 

　　首先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晋诗人陶渊明，李白的写酒诗中有许多典故都与之相关。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中，李白与杜甫以鲁酒饮别，别后独自一人回到沙丘城。 诗人开头一句“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中，“高卧”二字本质一人回到沙丘城内闲居下来，研究诗中的用词，追根溯源发现，“高卧”二字出自《晋书.陶潜 传》，有言“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五柳先生的日子十分惬意，盖因无官一身轻。即使为官，陶县令也算一方小诸侯，县衙里谁 也管不了。等到辞官归田，村巷犬吠、竹梢鸡鸣，正好催眠，高卧酣睡也就自然而成了。而诗人李白此刻正处于和友人分别不久的时候，一人一城一壶酒，只好用陶 潜的闲适之趣来掩盖独自一人的孤单以及对杜甫的思念。全诗注重描绘的是杜甫与自己友谊的可贵，描绘的是诗人孤独一人在寂寞的城里，整日像陶渊明一样的高 卧，无所事事，实际并没能做到陶潜的隐逸的豁达，在内心深处也许曾想象过要这样生活。

 

　　李白好把酒唤作“杯中物”，《对酒忆贺监其一》中“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写李白与贺知章结下的深厚友谊，他两人因《蜀道难》互相赏识相见恨晚，遂成莫 逆之交。唐天宝三年(744)，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深情难舍。并作下《送贺宾客归越》表达了他对贺知章的情谊和后会有期的愿望。不幸，贺知章回到家乡不 到一年，便仙逝道山。此种迹象也可以在陶渊明的《责子》诗中见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虽然两首诗表达的感情基调不相同，但均可看出二人在遇到心 事无法抒怀之时，都好用酒来散情。李白陶渊明二者均是爱酒狂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 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全文共125字，嗜酒的阐释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李白的《月下独酌其二》中“天若不爱酒， 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 爱酒不愧天。 ”同样描绘爱酒的几近占二分之一。

 

　　同样出现在李白写酒诗中的毕卓，也是个视酒如命的东晋名士。《月下独酌其四》“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里的“蟹螯”即出自《晋书.毕卓传》：“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 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毕卓盗酒的典故和李白醉后马上扶归的故事竟是两个如此的痴迷酒鬼。他们都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酒趣之上，狂 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

 

　　李白的《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便是王献之“子猷访戴”的再现。

 

　　此外，出现在李白酒诗中的魏晋名士还有嵇康、山简、徐邈、郭瑀等。如《月下独酌其二》中“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则出自《三国志.魏书.徐邈传》“时科 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氏事，邈曰‘中圣人’达百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唯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脩 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虽然整首诗论来似一篇“爱酒辩“，看似牵强的议论，恰恰深刻的抒发了诗人对政治失意后的自我排遣以及隐藏起来的没落情怀。 即使有灭 族之危险他也面不改色。

 

　　李白也崇尚自由，为人自信、自我，处事更是放荡不羁，但人生在世哪能事事一帆风顺。当他满腔热血，充满壮志豪情却无处施展才华时，他更愿意让酒来麻痹自己的内心。

 

　　而魏晋的名士们有时离经叛道、放浪形骸，有时蔑视礼法，希望超越世俗名教的一切束缚。他们“龙章凤姿”、“望若神仙”，勇敢追求自己心中圣洁的人格形象。 为何他们如此大义凛然，不合礼法，超越世俗。也许在他们看来与世俗接触就是庸俗，被礼法所束缚就是虚伪。所以他们要抛开世间一切外在的束缚，崇尚清谈，超 越名教而放达自然之本性。但是 现实的残酷性和政治的黑暗性，压抑着他们，逼迫着与理想的人格精神相违背。所以他们“与猪共饮”、“以酒为名”，以最怪异、最反常的方式与礼教抗争，来发 泄内心对世俗的苦闷，借此避开尘世，达到一种“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境界。李白借魏晋名士敢作敢为的个性、飘逸超然的姿态来浇心中的块垒，让自己的精 神世界不为凡尘所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