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鬼不识:螃蟹缘何"人设崩塌"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既有西施这般的“美人计”，又有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帝王将相加上英雄美人，其故事可谓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里更是记载了越国方面一个恶毒的阴谋。越王勾践派大夫文种向吴王夫差借买稻谷万石。第二年，越王又命人拣择精粟，蒸熟了还给吴国。吴王一看，黄灿灿地粒粒饱满，极为高兴，便给百姓留作种子。哪知吴人种下越粟，连芽都没有发，耽搁了农时，造成吴国百姓的大饥荒。

 

　　这个说法，大概是冤枉了勾践，因为在成书更早（战国时期）的《国语·越语》里并不见《吴越春秋》中的“籴谷还蒸粟”一说，取而代之的是“稻蟹不遗种”。公元前473年，就在越军围困姑苏台，吴国行将灭亡的时候，吴大夫哀叹，“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也就是总结了两条亡国的原因，其一就是吴国碰到了“稻蟹不遗种”的天灾，其二才是越国乘此出兵助天作恶。

 

　　换句话说，堂堂吴国（有种说法将吴王阖闾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居然是被美味的螃蟹毁灭的！螃蟹荤素不忌，既吃鱼吃虾也吃草吃菜。偏偏吴地向来盛产河蟹。宋朝的《蟹经》里说，“江浙诸郡皆出蟹，而苏尤多”。同时期的高似孙在《松江蟹舍赋》里也说，这里的螃蟹“鼓勇而喧集，齐奔而并驱”，“其多也如琢野之兵，其聚也如太原之俘”，简直如同古战场上拼杀的士兵，又像古城池陷落后的俘虏。于是，众多螃蟹就跟蝗虫一样吃光了吴国的禾稻，连谷种都没有剩下。百姓生计艰难可想而知。

 

　　其实，螃蟹成灾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止是吴越争霸这一次。虽然不至亡国，却也已骇人听闻。《晋书·五行志》说，公元283年，会稽郡蟛蜞（蟹的一种，似蟹而小）及蟹甚众，“大食稻为灾”。宋人陈造在《救荒书》里讲“十余年来，若水若旱若鼠与蟹之为灾，率无丰岁。”元代高德基《平江纪事》记载，公元1307年，“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直到清代，陈其元在《庸闲斋随笔》还感叹，“南汇县……以近海故，蟛蜞极多，时出噬稼，《国语》所谓‘稻蟹不遗’也。”

 

　　如果说，蟹多成灾的话，螃蟹数量少了是否就可以“物以稀为贵”了呢？恐怕也不见得，毕竟螃蟹的“颜值”并不讨巧，所谓“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州”。唐代皮日休更有一首诗描写螃蟹曰：“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这实在是活脱脱一副恶霸的模样。于是，隋唐时期，南方和东方出产蟹的地区尚将螃蟹作为贡品送到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谁知到了宋代，螃蟹却一变为关中地区居民心中的怪物。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关中无螃蟹……土人恶其形状以为怪物，秦州（今甘肃天水等地）人家拾得一干蟹，有病疟者则借去悬门上……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足见难以一见的螃蟹反而沦落到了“人嫌鬼憎”的地步。

 

　　这也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在《今春的两种感想》里发出感叹，“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受到古人嫌弃甚至诅咒的螃蟹是怎么端上餐桌的呢？在盛产阳澄湖大闸蟹的昆山市巴城镇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在大禹治水时，名叫巴解的督工带领民工前来此地开挖河道。劳作之余，巴解和民工们就露宿在阳澄湖边，竟突遇成千上万只“夹人虫”袭击。巴解遂令民工筑一土城，城边挖好围沟，一到天黑便在城上燃起火堆，并向围沟灌入沸水。为火光吸引而来的“夹人虫”一批批跌入沟里烫死。巴解随手拿起一只烫死的“夹人虫”仔细翻看，忽闻一股香味，把此物的硬壳打开再一闻，香味更浓。于是，他大着胆子吃一口，觉得味道鲜美。大家见巴解吃得津津有味，便群起效仿。事情传开，沿海民众得知“夹人虫”好吃，也就都去捉来食用。从此，这种“夹人虫”就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美味。由于吃“夹人虫”的第一人乃是巴解。大家就把“解”字下面加个“虫”字，取名为“蟹”，一直流传至今。

 

　　这个传说固然是穿凿附会渺茫难考，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已经开始吃蟹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最早的食蟹证据是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早期贝丘遗址中出土的螃蟹遗骸，距今已有七八千年。到了世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里，《天官·厄人》一篇中记载说，“共祭祀之好羞”。所谓“好羞”指的是“非常之物”，大家用来供祭祀之用。大儒郑玄作注：“谓四时所为膳食，若……青州之蟹胥，虽非常物，进之孝也。”古之“青州”在今天山东靠海处，属产蟹之地。彼时的青州人不只吃螃蟹，他们尝了螃蟹，觉得好吃，于是将其骨肉捣散，再和上盐，做成酱（“蟹胥”），慢慢享用，并用其来祭祀。关于蟹酱的美味，现代作家梁实秋在一篇题为《蟹》的散文里回忆说：“我不曾吃过青州蟹青，但是我有一位家在芜湖的同学，他从家乡带来一小坛蟹酱给我，打开坛子，黄澄澄的蟹油一层，香气扑鼻。”

 

　　无论如何，在历史上，螃蟹的滋味终于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唐代的李白写道：“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在这位“诗仙”看来，吮蟹肉饮美酒，绝对是快事一桩。南宋时期的爱国诗人陆游同样偏爱食蟹：“传方那鲜烹羊脚，破戒尤惭擘蟹脐。蟹肥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按照陆放翁的自述，刚动手擎开肥蟹时，就馋得口水淌了下来，持赘把酒，竟至昏花的老眼也亮了起来！

 

　　在封建时代，螃蟹既被承认为美味，自然需要特供天下至尊——皇帝。虽然螃蟹只是一种季节性的水产品，秋冬之交，进入蟹汛，又多又肥，价值也低，“节交立冬，蟹无影踪”，它或归海或蛰伏，就难以捕捉，然而遇到皇上嗜蟹，却不会听什么寒冬腊月不产蟹的道理。唐代的《酉阳杂沮》记载，产蟹地的百姓不得不在塘里凿开冰层，用火把的光亮引来螃蟹，还要用狗肉的香味诱蟹，如此苦心孤诣，才能偶得一枚，“以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京”，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实在异曲同工，只不过，相比之下，荔枝还算好采，冬蟹更为难得，其价格自然高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北宋时期，捕蟹已立为征税类目。宋仁宗有一次在宫内设宴，饭菜点心是从十个宫门分别端进去的，可见宴会的丰盛和独有的皇家气派，其中一道菜是才面市的二十八只螃蟹，虽属蟹汛时节所购，可每只也要一千钱。仁宗皇帝为之感叹“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吾不忍也”，愤而不食，倒也确实对得起庙号里的“仁”字。

 

　　到了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描写过河蟹的昂贵。书中人物说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了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够，”这个数字实在是吓到了刘姥姥：“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甚至直至现代，周作人在《吃蟹》一文中也提及了螃蟹的昂贵，“像正阳楼所揭示的胜芳大蟹，的确只有官绅巨贾才吃得起，以前的教书匠人也只能集资聚餐，偶而去一次而已”。

 

　　话又说回来，正是由于如今人人皆知螃蟹是一款美味佳肴，螃蟹的人工养殖早已四处开花。不但是昔日将螃蟹目为怪物的关中，即使是青海和新疆的水域里也已能常常见到人工养殖的螃蟹。毕竟，没有什么对螃蟹的恐惧与怨恨是一只清蒸大闸蟹所不能化解的。如果一只不够的话，那就再来一只。